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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古迹看历史文化

来源:新城镇 时间:2014-04-15
 

从文物古迹看历史文化
王德钧

  据出土文物推断,新城的蜀岗丘陵地带,早在几十万年前就有猿人遗迹。大约在一万年前,人类就开始在这里聚集生息,以采集、渔猎为生。70年代在新城龙河地区发现埋葬地下的石器,如尖状器,砍斫器、刮削器等都是采集渔猎工具。到了距今三千年左右,这一带的人们就开始用石锛、石斧、石镰等工具从事种植活动。用石箭头、石矛头,陶制的网堕等捕食动物和鱼类,并逐步掌握了冶炼青铜的技术,制造了青铜箭头,青铜刀和锛,鱼钩等武器和工具,陶器已大量使用,常见的有陶鼎(祭祀用器)陶鬲(音厉、带有三足的炊具,可以扩大受火面积,使食物容易煮熟)陶瓿(音晏,上部用于蒸,下部用于煮的炊具)等,还有陶铃,陶埍(音勋)等原始乐器。
  古时候,人类都是聚族群居,蜀岗丘陵一带分居着“淮夷族”和“徐夷族”。到了西周时期徐夷族在泗洪一带建立了徐国,势力一直扩展到长江边,当时徐国很快强盛起来,曾联合九夷攻打周朝,周穆王被迫承认徐国为东方霸主。周围三十六个小国都要向徐国进贡,由此,而带来了新城蜀岗丘陵的进一步繁荣。1931年南京博物院文物考察队,在仪六地区进行商周文化考察,新城范围内就有几处被认定为商周文化遗址如“磨盘山”(今新城马坝村内),“永庵”(今新城马坝村内),“老虎山”(今新城林果村内),1930年新城破山口(今郁桥村内)出土的商周贵族墓葬,又一次证明了这一带商周时期的繁荣。
  1953年仪征拆除南门观音庵时,在夹墙内发现1930年新城破山口出土的西周青铜器42件,其中最为惊世的是,青铜四凤盘、双耳龙纹盘,四凤盘直径1米,重250公斤,沿口四方站立四只凤鸟(据说是国民党时仪征县长藏入夹墙的),这批文物再次面世后,经省文物专家鉴定,大多数为西周青铜器,少部为西汉中期,并有8件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精选入藏。随后传媒多次点击仪征破山口的西周文物精品。
  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就选用了仪征破山口出土的西周青铜尊和西汉青铜鼎两幅照片作为插图。南京博物院举办了以破山口四凤盘为代表的西周青铜器系列展,1959年4月,省博物院对破山口再次进行科学发掘又出土了青铜锛,矛、箭簇、斧,钺等兵器和生产工具,又一次证明了破山口西周贵族墓葬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的历史价值。并在1963年《文物》第3期上发表了《仪征破山口出土西周青铜器探略》。以考古结论,说明新城破山口一带的蜀岗丘陵在西周时期,人类活动就很活跃。
  1971年开挖沿山河时,在新城破山口和马坝村地段,各出现了青铜剑一枚,尤其是马坝出土的青铜剑,剑身完整,有网状络纹和星花,呈淡黄色,属春秋战国时期,历2400年左右还闪闪发光,刀口锋利,这又验证了吴王阖闾造剑历史的真实面貌,是真正的吴国之剑(现藏于扬州博物馆)。难怪当时住在中原地区的孔子还说要到九夷(蜀岗丘陵)来居住。《论语?子罕》中有一段话:“子曰居九夷。”;他的弟子说,九夷很简陋,不能居住;孔子回答说,“何陋之有”。连孔子对这一地区评价都很高。
  新城境内的蜀岗丘陵线与淤积平原几十里的高低分明的连接处,一直受到文博考古部门的关注,1985年10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组,对新城林果树和丁冲村交界处的烟袋山西汉古墓葬进行科学考古发掘,获取了很多重要发现,这是继高邮天山1、2号汉墓后,江苏的又一大型西汉木椁墓。底面积60㎡。深达12.4m,整个墓葬分墓室和车马坑两大部分,在南部的车马坑(又叫椁藏)内,最具收获的是,出土了近200件木俑,有武士俑,车马俑、伎乐俑、侍俑等。有完整的木马10匹,车3乘,所有的车马饰件均为铜质鎏金器件,且造形生动,形态多姿,组合了一组汉代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北部墓室有4个边厢,出现了完整的2只铜钫,1只龙纹青玉璧,1只卧虎铁镇,漆器有大耳杯和盒盖,盒盖长50多㎝,宽30多㎝。中部绘有一龙,遨游于云气之中,大部漆器虽已残破,但全部都为描金彩绘。装饰件为银质,有虎、豹、鹿等造型的扣件和铺首衔环。首次发现内棺盖面用铜质鎏金泡钉装饰成北斗七星图案,这是汉墓考古的重要发现(以前发现的都是彩绘北斗七星)。这又证实了墓主人的身份高于马王堆车尤  侯,低于天山广陵王汉墓,因为按汉代葬制,侯级不准用金银,马王堆墓就没有一件金银器出土。所出土的五铢钱是“武帝五铢”,从而确定此墓是汉武帝之后,汉宣帝左右时候入葬。烟袋山汉墓的文物出土,为研究汉代列侯的贵族生活和葬制文化提供了科研资料。陆定一闻讯后,曾与当时上海市文化局和省文化厅主要负责人亲临现场作了考察。并题写了“仪征县博物馆”六个大字。1987年中国《考古学报》第3期发表了《仪征龙河烟袋山西汉木椁墓》考古发掘报告。
   “文革”期间,农业学大寨,平田造地,在凌桥村境内曾出现过汉代家族墓葬群,由于动乱年代,只追回几面铜镜和几件釉陶器。2003年前后,宁启铁路施工。在新城的马坝村,凌桥村,丁冲村境内,暴露了大批汉墓,文物部门先后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详细清理记录的就有30多座,出土了大量的陪葬陶器,陶灶石磨,以及铜镜、铜带钩、铁剑、铁钺、漆器和少量的瓷器、玉口衔,墓棺大多为金丝楠木,且有一棺一厢和一棺多厢的不等规格。
  沿江高速公路施工,在林果村的取土场连续暴露了十几座汉代古墓葬,发掘时发现有些墓葬规格,等级较高,据专家勘察预测这一带,有可能是以烟袋山贵族墓葬为主的又一家族墓葬群。蜀岗丘陵大量的汉墓暴露出土,验证了汉时的蜀岗以南,长江泥沙已淤积成滩与蜀岗相连,且滩上有人居住,蜀岗的高地优势明显突现,居高放眼,视野开阔,达官贵人便择“风水宝地”,来此安息。
  1964年4月,南京博物院分别对新城三茅村和林果村的西晋和东晋初期砖彻墓进行了抢救发掘,出土了青瓷狮形水柱、鸡笼、虎子、船形灶和青瓷盘口壶、唾盂等,出土的墓砖上有纪年文字。“元康五年”(公元296)和“泰和六年”(公元372)。为墓葬提供了准确的年代证明,其中,西晋墓葬又分前后两室,每室各葬两具棺木,据《汉书》记载,“玄成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胜父子恩,愿乞骸骨归葬父墓。”验证了汉代“子从父葬”风俗。西晋离汉不远,这是葬俗上承袭汉制的例证。又为当时南北文化交流,北方文化南下与东西晋文化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十分准确的科研资料。(见1972年《文物》第5期)
  1960年在林果村出土过南朝墓一座(砖彻墓),发现了多足青瓷砚台一只,2003年在凌桥村郭庄出土唐时砖室墓,由于早期被毁,仅有少量“唐三彩”碎瓷片。
  以上所说的蜀岗丘陵出土文物的考证和部分史料记载,都反映了新城在汉唐以前的历史概貌,生产力发展和文化背景,验证了从猿到人,在这块土地上的繁衍生息;从无到有,在这块土地上的创造;从弱到强,在这块土地上的拼搏。
  新城蜀岗丘陵以南或以东,即现在的丘陵山下、沿江圩区、据近人研究考证,大约在5000年至7000年前是海面,海岸线一直伸展在现在的蜀岗丘陵,扬州和镇江之间是后来的长江入海口,平缓顺直的蜀岗边缘线,就是长江海口浸蚀的岸线,具有“北固(镇江)望海,广陵(蜀岗丘陵)观潮”之佳话,据史料记载,广陵潮在唐大厉后逐步消失,(公元766年—779年)明初时,仪征城的东门还遗留有“望海门”的名称。沿江圩区是长江泥沙增多,在河口处沉淀堆积形成的沙坝,由沙坝增大和边滩淤长连接而形成平原,与蜀岗丘陵相连一体,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曾在现在的新城和真州之间的冲积平原上,还建立过一座江都城,由于存在300多年后,三国时又塌入江中。在魏晋南北朝时,长江江面水宽20多公里。唐时江宽10多公里,宋时江宽不足9公里,到明时江宽只剩3.4公里。清?厉惕斋的《真州竹枝词》中,就有“片帆飞到蜀岗收,此是停船旧码头,不信试看山谷里,至今残闸枕寒流”的诗句。
  1963年在所属新华村境内(圩区)出土了宋代墓一座,发现了“三戒文”石碑6块,收集到的最后一块落款是:“绍兴(1131年后)丙寅十有二月朔潘良贵子贱左三戒文中文舍人待□□□□□。”宋时,新城和仪征一样,扼江、淮运(河)之襟要,南来北往的商旅,货物都要经过这里,是南北运输的重要中转地,交通运输、商业贸易,以及农业、手工业,酿酒业的繁荣兴盛超过当时扬州。据专家对新城旧有遗址考察论证,新城所遗城址是宋代所建,其范围是,仪扬河以南,由新城大桥向南至冷红村旧港,(古时长江码头)西到卧虎闸西,顺新圩河南下,东至东升花园庄东以旧河痕迹为界。宋时新城城墙都是板夯土构筑,只有在城门交通要道处用砖彻筑,西边和北边虽为河道及渠道覆盖,但除去上层,从剖面看,板夯痕迹仍很明显,开河时,在土中发现大量的六朝到北宋早期的瓷片,砖瓦和陶片;从高处看。城呈四方型,西北两面的护城河为现在的仪扬河和新圩河,南面的旧港与越江交界的河道向东至东升花园庄向北入与仪扬河相通,还是四方形。这同起建于南宋的新城地藏寺地点和出土“三戒文”碑刻的新华村相联系,新城遗城址属宋代无疑。具体地说,它是扬子县城,用明代隆庆县志所录宋真州府图对照,也是符合的。宋徽宗时,也明确真州管辖扬子、六合两县,元灭宋后,仍为真州管辖扬子县,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扬子县治正式迁入新城,所以新城又为扬子县城,直到明太祖即位后二年(1369年)改真州为仪真县、隶扬州府,新城扬子县治才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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